发布时间：2024/9/4 新闻来源：昆山宁途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浏览次数：21次

昆山双联单杠批发挹江门的来历？

挹江门，是南京明城墙民国增辟城门，位于今南京市鼓楼区西北段城墙，架两山之间。著名的中山大道-中山北路由此进入南京城，是旧时连通南京城内与下关码头（今中山码头）的重要通道。

1921年（民国十年）将城墙凿开，时为单孔城门。为中山码头和下关火车站入城的交通要道，因主持修造者为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，系泰州人，泰州古称“海陵”，得名海陵门。

1928年（民国十七年）7月，国民将海陵门易名为挹江门，1929年，为准备奉安大典，改为三孔多跨连拱的复式券门，是南京城第一个三孔券门。同年4月，国民考试院院长戴季陶题写“挹江门”匾额。

二战时期，日军为什么要进行南京大屠杀？

日本侵略军在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的1931年，几乎完全占领东三省的过程中，官兵伤亡仅7800余人，其中阵亡为3000人。在入侵长城沿线的1933年，伤亡亦不过4500人，而到了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，仅在三个月淞沪会战中即伤亡高达80000余人，是前六年总和的四倍还多！

在中国军队的顽强防御下，松井石根的“上海派遣军”遭受了惨重伤亡，这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来，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抵抗，所以日军既感到惊愕，也因此恼羞成怒，遂生报复之心。但是在上海他们不敢，那里是西方人扎堆和租界遍布的“十里洋场”，日本人必须顾忌国际舆论的影响，当了婊子还要“立牌坊”。

但是南京则不一样了，这里没有租界，并且是中华民国的首都，日本人希望通过屠杀和暴虐，达成两个目的，其一是对淞沪会战惨重伤亡的报复，其二是企图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。南京陷落后的第5天，美国《纽约时报》刊登了一篇报道，是一个名叫狄丁的记者从南京返回上海后，熬夜赶出来的的稿子，也是国际社会对南京浩劫的最初报道。

美国记者狄丁写道：“发生这些事（指屠杀事件），日军似乎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有一个时刻的印象：如果对日军进行抵抗的话，那么就会有南京这样的场面和结果”。然而这个美国记者看问题是不够全面的，除了前述两个主要目的外，日本人还有两个说不出口的潜意识想法，

第一，是中国在东瀛列岛的矮人们看来，自古就是“上国”，从日本派出遣唐使开始，就是他们艳羡和学习的榜样，突然间能够攻占“上国”的首都，这一帮子日本农民有一种变态的征服感，遂开始对城市进行大规模的蹂躏和杀戮，这个潜意识你得细品。

第二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所谓“人种理论”，那就是明治以后，日本人被洗脑后，认为只有他们的大和民族才是“优等民族”，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都是劣等民族，说直白点，拿中国的军民不当人。尤其是对中国军民的奋起抵抗，日本军队认为是“不可救药”的。

南京陷落的第二天，日本首相近卫文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：“接到南京陷落的捷报，在我们为这必然的胜利欢欣鼓舞之前，站在同文同种的五亿民众面前（指中国军民），我们不能不为他们不可救药的迷妄而悲哀”。所以那些攻入南京的日本士兵，跟他们的首相一样，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“不可救药”的劣等人，因此日军“拒绝对中国使用国际法”。

那么大屠杀的借口是什么呢？由于唐生智指挥失当，宣布总撤退后组织无序，数万名中国官兵撤至长江南岸的江边时，才发现根本无船可渡，于是纷纷又撤入城区。在日军的团团包围下，这些官兵要么缴械投降、要么扔掉武器潜入居民区，于是，日军即以搜捕“败兵”和“伪装成百姓的军人”为由，大批开入居民区实施暴行。

日寇华中方面军则下达了“不留战俘”的命令，根据史料记载，以方面军司令部名义下达这道命令的是参谋长勇，这厮是昭和军阀最激进分子的代表、陆军法西斯组织“樱会”的二号人物。由于日本陆军特殊的参谋体系，长勇先后以华中方面军高级参谋、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的身份，对两个军（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）、各师团、各旅团下达了不留俘虏的命令。

而日军高层和各部队长，则对这道命令采取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，于是进入南京城内的五万日军，开始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。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苏州的司令部里，下达了“分区扫荡败残兵”的命令，而接替他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的朝香宫鸠彦王则下达了“不留战俘”的命令，由长勇起草的这份命令同时下达给柳川平助中将的第十军，于是几乎所有参与南京战役的日军都接到了类似的指令。

日军原本的目标是杀俘，然而在南京军民混杂在一起的情况下，各部队疯狂的滥杀无辜，在30多万遇难同胞中，大约只有7万到9万人是战俘，而其他都是平民百姓。日军同时进行抢掠和纵火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称：“南京31%的建筑被烧毁，店铺被毁比例更高，日军损毁及抢劫造成高达1亿法币的直接损失。南京周边公路沿线的农村地区被洗劫几尽，并陷入缺少种子、牲畜、劳力和工具的困境中，播种的粮食作物仅为平常年份的10%”。

日本人根本就没想过约束军纪，整个南京城内只派出了17名宪兵！对南京大屠杀这些罪魁祸首的责任认定，基本可以作如下结论：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需要在总体上负责，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和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、参谋长勇则为最高责任人，因为屠杀命令是他们直接下达的。

而第6师团长谷寿夫、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、第9师团长吉住良辅、第114师团长末松茂治和一批旅团长、联队长为直接责任人，是他们纵容部队烧杀淫掠。可惜的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比如日本投降前已经病死的中岛、被包庇的皇室成员朝香宫鸠彦等，真正在战后被审判处决的高级军官，只有谷寿夫一人。

从1937年12月中旬起，日本军队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存铁的平民百姓，所进行的长达40余日的大屠杀，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、最野蛮的事件之一，其永不可恕的反人类罪行令全世界闻之发指，足令人类历史黯然，令世界文明蒙羞。

2014年2月27日，我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根据表决通过决定，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，以立法的形式设立死难者国家公祭日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。有些事情，可以被遗忘，但是有些事情，应该永远被我们牢记。

前事不忘，后事之师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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